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

 

初创的艰难

1949——1952

诞生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的“西北艺术学校”是现西安音乐学院最早的前身,当时的艺术教育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兴,从无到有。坐落在西安南郊18公里处兴国寺的西北艺术学院,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量需要文艺干部的形势,它的教学具有干部培训的特点,学制不固定,教学计划及教材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准军事化,教师及教学设备极其缺乏,以管弦系教学为例,当时仅有一位小提琴教师(许涛天先生)还要教其他课程,学生选择专业是自报于分配相结合。有的年龄相当大了才开始学琴,老师教不过来就探取交班代低班或“互教互学”的办法。校方从上海北京等地购回一部分弦乐乐器,接受了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军乐团的管乐器,连同他的教官(李毓南先生)和当时空政文工团,十九兵团文工团的一些管乐教师。他们包揽全部管乐的排练,每天早晨集体吹长音,搞些简单的合奏曲,还要不是的应付一些“仪仗”任务。当时校方也想尽办法在社会上聘请兼职教师,如广州的麦金亮(小提琴)当时铁一局文工团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员,但极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的求知欲望十分强烈,不免借助于其他的力量,力求提高自己与扩大视野,当时仅存的一些音响资料(主要是一些苏联唱片以及从上海等地购买的旧唱片),苏联电影,和极少来西安的中央的演艺团体及音乐家便成为学生拼命吸取养料的对象。1953年第一届毕业班的弦乐组同学竟组成了双弦乐四重奏,成功的演奏莫扎特的C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批毕业生的分配从北京到边疆遍及全国。解决了共和团成立初期音乐专业人才缺乏的燃眉之急。     

 

走向正规化

1953——1960

1953年八月在全国高等院校校系调整中西北艺术学院改为西北艺术专科学校,同时设立附属中等艺术学校(高中部并与同年招生)归属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暨文化部管理,设音乐.美术两系,可谓与全国“接轨”了。在下设的作曲,声乐,器乐三个专修科中第一次成立了“提琴研究组”(应为“弦乐教研组”设有小提琴、大提琴两个专业)这应该算是管弦系的邹形。      

此时的音乐系已开始致力于正规化与专门化。提高了以教学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的宗旨,制订与修订教学大纲,编审教材,添置教学设备(1956年从民主德国订购了成套的管弦乐器)、购进教学资料(从国家与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教学中急需的乐谱与音响资料。)1954年起开始了正规的管弦合奏课,由于管弦专业门类还不齐全,专业教师只好将管弦乐队的管乐部改变成钢琴谱与弦乐队合奏。就是这种困难条件下,当时的“管弦乐队”还演奏了海顿、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部分交响乐作品及片段。      

1956年成立了西安音乐专科学校,设立了钢琴管弦系,管弦此时的教师由于领导的充分重视已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教师队伍的来源是以下三个方面:一、优秀毕业生留校(并送出进修提高),如刘大冬(小提琴、指挥,中央音乐进修)、许沛源(大提琴,上海交响乐团进修)赵震宵(大提琴,先送东北音专后送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专家班进修)马绍宽(小提琴,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吴致祥(小号,东北音专)以及59年留校的王相乾(大提琴)等人。二、中央、上海两地音乐学院毕业生的输入是从1952年开始的。1953年第一届受过正规音乐学院教育的小提琴教师王宗德来到西北音专,接着是严隽慧(小提琴)、李武华(小提琴)、庄家梁(大提琴)、张富山(双簧管)以及后来的刘桐城(长笛)等人。三、从专业团体调入如王羽(单簧管)、刘燕良(小提琴)等。这就形成了早期管弦乐颇为像样的教师队伍。成为西北音乐教育事业开拓式的群体。教师勤于教学、艺术实践、举办音乐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组成可能是西北最早的弦乐重奏组,演奏了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作品。学生积极向上、勤学苦练,形成了教学相长的良性局面,培养出一批较为优秀的学生输入社会,如张育鹰(广州乐团首席大提琴)张国柱(广州音乐骨干教师)马耀先(小提琴)、王国栋(大管,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等。为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56年开始招收了首届附中初中部学员,使人们看到了希望。58.59年间学校迎来了最早的一批外国专家的交流活动: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以及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原苏联专家。较好的教学势头受到57-59年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潮、浮夸风等的冲击,有一定的下滑。58年“大跃进”中部分专业教师难以务“正业”,过多的劳动、下乡、办“工厂”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浮夸风使人们不知所措。     

 

调整与发展——(建院时期)

1960——1966

六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出台了“高教60条”、“文艺10条”等调整性的文件,“大跃进”中所创造成的一些混乱局面得以遏制,错误观念得以纠正,教学秩序得以重新恢复。文化部召开了一系列的旨在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工作会议(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工作会议等。1960年7月西安音乐学院正式成立,管弦教研组仍隶属钢琴管弦系,刘大冬任主任,马绍宽任组长,教师队伍稍有充实(刘燕良.刘桐城)。系内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曾总结过王宗德、严隽慧等老师的教学经验加以推广,教学活力的复生鼓励了教师的积极性。管弦乐队在教师的支持下帅先在西安演出了当时刚刚诞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青年》钢琴协奏曲等。在西安引起了轰动,附中新苗的速度成长,使老师们感到欣慰。      

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并不太长,左的思思潮即卷土重来,大约63/64年前后,前文化部做出了地方院校停办“西洋专业”的错误决定(圈内人士俗称“砍管弦”)。在学校一些有识人士的奔走之下,我院得以保住了弦乐专业。至此,钢琴管弦系即成解体之势,部分教师闲置。65年前后学习英雄人物,农村社教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教学工作则只好跟着运动走。多年来教学成果出现的一批较优秀的学生组成的弦乐队,演出了《焦裕禄之歌》.《王杰颂歌》.《社教组歌》.《(65)国庆音乐会》.《大巴山凯歌》等大型音乐会。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形成了“以艺术实践代替教学”的不正常的格局。学生们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但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基本功训练。      

六十年代初为社会上输入内容王树棠、陈建明、翟礼昌、白典福(后回校任教)、禄望平、孟昭侠等较为优秀的学生。1963年(也是由于“砍管弦”原因)向中央音乐学院输送了首批附中毕业生钟建华、屈志定。      

 

文革十年——动乱中求生存

1966——1976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中断了66级大学及附中的招生,切断了学校的生命线—生源,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停课闹革命”。管弦专业的老师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冲击,而被大家视为生命的培养人才的教学工作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多年来形成的教学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学校被斥为“大染缸”、“贵族学院”,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被诬为“和平演变”,教学内容被不分青红皂白的称为“封、资、修”“大、洋、古”,老师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料被除了“四旧”。……大家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学生忙于“造反”批斗,老师疲于认“罪”检讨。尤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为甚,西安音乐学院成了全省的典型。大批教师人格受到了侮辱,精神遭到了折磨,深深的伤害了广大教师的感情。运动中期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但在当时狂热的极左思潮笼罩下,人们已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原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1971年9月正式下文竟将音、美两院合并降格为陕西省艺术学校(中专)。使一代艺术教育工作者辛苦创业的成果遭到致命的摧残。文革后期则是走“五.七”道路、“战备疏散”、“教育革命”、“开门办学”、“千里拉练”等等。      

文革中唯一与音乐教育有关的事件便是“样板戏”的问世。老师为能在演出样板戏中动动乐器活动活动手指而窃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系教师参与了秦腔移植《沙家浜》、《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片段)、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演出。      

1972年起陕西艺校(音乐方面)开始招收了两届中专班(72、73两届),72年陕西艺术学校改制陕西省艺术学院,并于73年招收了唯一的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这段时间虽说大家已认识到事业还是要发展的,学还是要办的(当时还引进了李立章、白景胜等几位分散在社会上的优秀人才),但客观上阶级斗争的“弦”一点也没有松。学校的教学谈不上什么秩序和质量,三天两头下乡劳动,搞批判斗争,样板戏是教学唯一可采用的东西,但老师们凭着自己的艺术良心,顶着风险在教学中夹进一些在当时不能容忍的内容,并在学校办的“五.七”农场内安排了相对稳定的教学环境,不遗余力的给学生以知识灌输和技能的训练。这阶段教学工作虽经老师的苦心奋斗,但是终因被压抑的精神和积极性,种种禁令的束缚,周围政治气候的严酷,而不能对不正常的教学环境、低下的教学质量有所补益。这阶段教学工作也为一些学生打下了一定的音乐方面的基础,或言引进了音乐的大门。许多学生经自己不断的努力后来都事业有成如邓芳(小提琴)、冯继承(后入大学留校任教)、刘亚光(后入大学留校任教)、王敏(后入大学留校任教后赴新加坡乐团乐手)等……      

 

迈进艺术教育的春天

1977——1980

“四人帮”的倒台,结束了十年的动乱,创伤深重的音乐教育事业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摆在人们面前的是拨乱反正、恢复创伤、树立信心、致力于新生后的重建。1978年的恢复招生,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惊喜:文革中积累下来的一批人才一拥而至,致使恢复招生后前三届入学学生的水平甚至部分超过了文革前毕业生的水平。这极大的刺激了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为学校添加了无比的生机。但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实在是太严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并着眼于未来的局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恢复和重建教学秩序,创造相应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学术空气,完善教学机制(包括配齐专业设置)以及重中之重的教师队伍的培养。文革前管弦方面的专业设置从来未齐全过,这是西音一代管弦人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使我院从79年起便下决心培养人才,健全管弦系专业设置。79年10月我们请来了原中央乐团李学全、章棣和、张仁富、刘奇、司徒正文等五位演奏家来院集体讲学、演出。他们精湛的演奏于广博的知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管弦系教学的最高目标就是培养未来合格的乐队演奏家,向国内最高水平的乐队演奏家学习应是个“捷径”。随之学校便分批向中央乐团等中央团体送去了一批学生作为教师的后备军。79年10月起随着管弦系部分教师赴京观摩卡拉扬及柏林爱乐,送去了第一批学员,先后送往中央乐团学习的学员有:倪志杰(长笛)、张小平(长笛)、马长青(长笛)、赵保平(双簧管)、迟铮(单簧管)、席伟泷(单簧管)冯继承(大管)、米和平(大管)、王敏(圆号)、侯守安(小号)、任秋来(长号)、杨西安(长号)、苑刚(低音提琴)、刘亚光(打击乐)……这批当时的学生大部分均成了后来的教学骨干。与此同时下大力气诚聘分散在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包括早年的优秀毕业生)来系任教如赵义勇、樊志刚、白典福。八十年代初管弦系基本上完成了专业门类的建设工作。1978年我们建立了多年来大家梦寐以求的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并与1978年12月2日举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响音乐会。(1989年6月举行了百场演出纪念,1998年7月二百场纪念,2002年2月三百场)。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全体教师的支持使这个基本成为了管弦乐为培养未来合格乐队演奏家的有力的教学基地向国内外各大乐团输送了大批的优秀乐手。      

 

走向新的辉煌(上)

1980——1992

1980年学校正式恢复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建制,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事件。随之,真正意义上的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也宣告诞生。前一任主任刘大冬,1984年学校调整了领导班子管弦乐由马绍宽任系主任。短暂的迅速的恢复调整,蓄积力量的过程过后,随着一批优秀毕业生的留校任教,教师队伍得到很大的充实,教学质量得以迅速提高管弦乐从而迈步走向了自己新的辉煌。     

 

(一) 浓厚的学术气氛      

八十年代初,老师与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十分的高涨,教学相长的趋势已形成,学生的演奏会,老师的进修汇报音乐会,学术讲座,教师之间相互听课,催人上进。83-85年间教师同学中自发组成的重奏组为雨后春笋般的繁茂,如解敏弦乐四重组,张新林铜管五重奏组,代义钢琴五重奏组,王太平四重奏组,王瑞彤钢琴三重奏组,施为民钢琴三重奏组,高秦平木管五重奏组,罗林四重奏组,姜凌四重奏组,李燕四重奏组等等,十分活跃,并举行若干场室内乐音乐会。老师进修,学生获奖,首届毕业班毕业音乐会皆由乐队协奏等。其中最为有影响并取得优异成就的是解敏弦乐四重奏组,后以“西安四重奏”名义访美。张新林铜管五重奏组,后赴兄弟院校交流。王瑞彤钢琴三重奏组,多次受外国专家赞赏,代表学校出席重要演出。尤其难得的是1983年以王宗德为首的老教师与乐队合作巴赫的四重奏小提琴协奏曲。      

 

(二)茁壮成长的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交响乐团的发展基于我系教师在多年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共识:“结合中国国情,音乐院校表演专业应把培养乐队演奏家(器乐专业)作为战略考虑来对待”。这一点有别于国内艺术院校普遍存在的只重视培养独奏人才,而对作为95%以上毕业生主要出路的、国家大量需要的乐队演奏家(员)的培养都不够重视或缺乏有力的措施现象。这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不仅得到了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艺术家教育家的赞许和支持,同时由于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也使乐队的发展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就。      

刘大冬教授所主持的管弦乐合奏课富于创造性的以合奏课为基地组建了颇有影响的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在每周六节课这个时间的“飞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交响乐队,形同一个设备齐全、功能完备的实验室,一切按照一个专业乐团的模式行事:从编制设置、集体荣誉感的培养、竞争机制的建立、人员轮换制度、排练制度、乐务制度的执行、交响音乐会演出程序的演绎、与客席指挥及演奏家合作的礼仪直至录音收入的分配等各个角度,力图在职业道德、职业气质、事业心、知识面、专业阅历、乐队演奏知识及技巧等诸多方面塑造一个乐队演奏家。为了克服学生乐队人员流动太大的弱点,我们团结了一批有志于交响乐事业和在教学观点上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经过乐队的训练的老学生)作为骨干,以维系乐队的相当的水平,使这个象“一壶永远烧不开的水”(指学生乐队新旧交替频繁)的学生乐队,形成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格局。加之指挥及指导老师善于运用自己表演艺术方面的广泛知识启发,影响演奏员迅速正确的理解领悟合奏艺术的特点及作品的风格;坚持严格的基础训练,基本方法的灌输与工作能力,适当能力的培养并重;并毫不例外的以舞台艺术实践为阶段课程的终结环节等正确的教学思路,使之我们的合奏课(亦即交响乐团)不仅在兄弟艺术院校中比较突出,也为社会上艺术团体的指挥家.演奏家们所肯定。      

经过乐队训练的学生,现在遍布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北京、上海及沿海诸城市,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各个乐团、歌舞剧团,其中不乏优秀的骨干人才,受到普遍的欢迎。其辐射面之大、效益之显著是国内同行所称道的。团结在乐队周围的一批青年教师,一改新中国第一代管弦乐器老师多半没有重奏、合奏实践的弊病,成为一支符合国际潮流的优秀的教师队伍。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兄弟院校所羡慕。      

合奏课的教学成果使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每年有五套左右的标准交响音乐会节目,乐团除了在西安举办定期交响音乐会外,84年曾率团赴西北诸省巡演,普及交响乐,填充了这些地方交响音乐会的空白;86年与省乐团联合举办了“贝多芬九大交响曲联演”,盛况空前而引起了国内外反响;88年为全国复调学术会议献演了《外国复调音乐作品交响音乐会》,开创了国内此领域的先河,全国有几个刊物都做了报导;89年“西安音乐学院乐队百场交响音乐会纪念”上演了贝多芬的不朽名作《第九(合唱)交响曲》,博得了音乐界人士及国内外同行的一片赞誉;90年与武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交响音乐会,受到了著名指挥家韩中杰的高度评价;91国际莫扎特年,举行了六场系列交响音乐会,这与国内专业乐团相比都是比较突出的;同年七月,上演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联演不衰,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92年上演了大型交响合唱《绿色的呼唤》,乐团还为知名度很高的《黄土地》、《红高粱》等一批影视片配了音也在国内外获得了声誉;乐团几乎担当起了学院所有新作品的试奏工作,其中有许多在国内获了奖,乐团为多名有成就的青年演奏家,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协奏举行音乐会,成为这些人在业务上进去的有力后盾,乐团同时也成了这一地区与国内外著名指挥家.演奏家进行艺术交流的主要阵地。     

 

(三) 频繁学术交流活动使我们触摸到世界学术教育的脉搏。      

由于西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由于学院知识度的不断提高,使我有幸经常能够接触到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带回来的信息,这使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处于封闭状态的师生大开眼界。使这个本来便是外来的艺术重新与外界(世界)接上了轨。交流,无非是请进来送出去。开放了的中国,世界著名的古城西安,再也不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了,随着伦敦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世界各国的艺术家蜂拥而至。仅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先后来院讲学及表演的管弦方面的专业(包括与交响乐团合作等)就有指挥家朱辉(新加坡)、金炳坤(美-韩)、森图里亚、陈亮生(瑞士)、熥本英一(日)、莫依尔(美钢琴家)、瓦尔特·菲德尔(美小提琴家)、艾尔莎·菲德尔(美单簧管)、林克明(荷大提琴)、瓦尔多(美小提琴家)、严平(美中小提琴家)、林昭亮(美-台)、柯尼格斯勒((加小提琴家)、杰·斯色丁(美双簧管)以及大学合唱团等,国内专家有李德伦,潘一鸣等。      

1984年我们送走了第一批留学生王太平,接着是解敏、赵一勇、刘小龙、于建中组成的“西安四重奏组”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学习演奏。这一活动不仅促成我系与美国一些同类学校、专业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大大提高了我系的知名度,请看当时报刊的一片题为《活跃在美国的“西安弦乐四重奏组”》中的一些报到:请看看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布隆姆奎斯特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刘大冬的来信吧:“我想让您知道:您的来自西安音乐学院的具有奇才的代表们,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出众的才华,的确使我们的各个乐队大为增色。”“您派来的弦乐四重奏组,给我们音乐学院极大地荣誉。”罗斯特罗波维奇与四重奏组同时演出后,美国《兰辛日报》发表题为《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四个西安人》的文章,其中写到:“一场音乐会的主办人姓名长,但很熟悉;另一场音乐会的主办人姓名短,却不为人知晓,来宾是西安四重奏组。”“演奏的曲目有贝多芬、海顿、和塞缪尔、巴伯的作品,有一首是中国的四重奏曲,他们的演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正在密执安州访问的美国具有世界第一流演奏水准的“茱莉亚”四重奏团,听了他们演奏的贝多芬作品18第一首第一乐章,对他们的演奏技巧和素质,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主动提出要为他们上几次课。对外国音乐家来说,则也是很艰难遇到的机会。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美国密执安州大学音乐学院弦乐系主任瓦特·福德尔教授,率领了一个三重奏小组来西安旅行演出,并在西安音乐学院授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由刘大冬院长指导的这个四重奏组的演出,对他们的演奏水平惊叹不已。在古老的中国西北——这片和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如此明显差异的土地上,听到了这样的演奏,真正是喜出望外!便决定邀请他们赴美,一方面让更多的美国“音乐迷”们领略这些具有东方人特异气质的优秀表演,另一方面让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学成回国为我系教学带来了国外的新成果、新信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对外交流在得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当时“出国热”的兴起,我系不少有才华的年轻教师出国学习,学成在外国就业,造成我系“人才外流”,因此而损失的人才超过10位。但从某种角度去看,此并非坏事,世界上也有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声音。